2009-2010年期间，央行票据和法定存款准备金的利率均值大幅降至1.60%。
但是我们大致可以肯定，以次贷危机为起点，我们已经走入这样一种历史进程之中，那就是：美国体系的扩张已经进入停滞甚至收缩期。另外一个则是全球市场体系在最近30年的急速扩张。
用美国总统柯立芝的话说，美国人民已达到了人类历史上罕见的幸福境界。到目前为止，几乎所有人都将次贷危机当做一场美国的金融危机，这是对当代史一次非常危险的误读。随之而来的，是一次令所有人都刻骨铭心的大萧条。换言之，没有刮骨疗毒式的大萧条和罗斯福新政，美国也许很难在二战之后一骑绝尘，成为全球市场体系的规则制定者。因为只有美国，才有能力提供全球市场进一步扩张的需求来源。
这意味着，不仅外部市场已经很难为中国的继续高速增长提供需求，也意味着中国内部的市场动力也处于一个重要的转换时期。如果新兴市场国家找不到新的需求来源的话，那么现在就几乎可以宣布，由新兴国家所引致的所谓超级周期行将落幕。我觉得更核心的是，经济学主流派和非主流派的斗争。
没有出现就要另走路子，不能不走，后来毛就在延安时期越来越明白，越来越清楚，对这个大势的判断就很清楚了。如果共产党在这一点道义上来讲不能前后逻辑一致，开始这个口号，后来不是这个东西了，为什么我讲共产党的三大危机，就谈到了共产党目前的道义危机的问题。中国目前的国有体制导致了技术进步的速度非常之慢，国有企业天生的一个倾向就是通过垄断获利，包括军工企业。所以新民主主义的下一步逻辑就是轮流执政。
黄纪苏提出的一个建议，左翼人对话民主，和右翼对话平等在推动议会批准改革方案的过程中，他们可能遭遇很大困难。
科尔津不喜欢曼氏的呆板，为了增加公司的风险投资规模，他在亚洲和欧洲集中地、疯狂地招聘了大量的信用和股票市场人才，同时还利用公司的自有资金进行高风险投资，例如买入大量欧洲债券。发轫于美国、逐步由金猪四国向更多国家过渡的世界性金融危机一定会写入经济发展史教科书。这是首家因受欧债危机影响而破产的美国金融机构。由于忽视了原则性的超越性价值，人们更加热衷于细枝末节的改变，各种管理大师和管理学说大行其道，以至于这样的技术性努力，本能地发展为治理的谋略。
由此观之，政府有责任推行稳健的、保守的财政政策。好在民主政治淘汰了他，他最终在自己所擅长的领域也失败了。科尔津曾经担任参议院议员和新泽西州州长。我们总是呼唤政府加强干预来解决当前的危机，而不是加强对政府的制约进而发展社会自治。
姑且搁置今天是金融家，明天是政治家这样的社会生态难免给中产阶级带来损伤这个事实，科尔津的故事还令人联想到立宪时刻的西方国家。在具有如此法治和民主传统的地方，自以为金融家的科尔津的那套专业知识并没有获得足够的支持。
为了扩大财政收入，我们就绕开了征税是否合理这个话题，直接试图以金融手段来解决财政危机。与几乎所有西方国家一样，中国也在呼唤一个大政府。
用某种社会批判理论的观点来说，那时资本主义还处于自由资本主义而不是金融资本主义阶段。正如华尔街可以不断发明各种并不促进实体经济发展的金融衍生品，科尔津也曾经试图用不受制约的金融手段改造政府，也即用商业领域盛行的丛林法则手段来改造政府。企业组织的风险投资，基于未来预期，由于决策本身的局限性，迟早会面临麻烦。科尔津想要利用金融专业知识健全该州的财政体系，但选民并不支持他，以至于2006年一度被迫让政府关门。面对着危机向整个欧洲的逐步蔓延（例如意大利和法国），11月11日英国《金融时报》的社评《欧洲需要领导人，而非经理人》的结论颇为干脆：没有民众的支持，任何目标都无法实现。我们总是试图扩大政府财政支出来堵住各种抗议者的嘴巴，俨然国库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
对中国经济来说，我们必须确认一个命题：各种组织，包括商业组织，其属性究竟是冒险生存的生物，还是社会有机体中参与分工与服务的器官？如果某些组织和它们的领导人，断然把自己当成冒险的兽类，追求市场文明的中国，究竟应该如何限制并最终制裁它们？需要确信，只有当各种组织（包括企业组织）认真面对这一系列追问时，才能与自己所处的社会共同壮大，发展一个爱人如己、深思熟虑的社会，并在社会的团结互助中，基于法治的原则和分权的逻辑，限制各种权力对市场与社会的危害，进而为中国创造美好的未来。政府预期财政收入增长并据此决策，与此同理。
这样的管理，说白了，就是在一个丛林法则体系中，如何利用人的投机取巧的本能达到利益最大化。曼氏的闹剧仅仅是金融危机的一个缩影。
换而言之，倘若专业化的财政金融体系在这些国家立宪前夕就建成了，行政权完全可以通过某种通货膨胀，利用各种金融手段，达到其骄奢淫逸、权力却无法被议会制度节制的状态。解决办法是展示出真正的领导力，仅靠管理能力显然不足以成事。
美国著名管理学家彼得•德鲁克在《卓有成效的管理者》一书中指出：组织是存在于社会之中的一种人工制品，与生物有机体完全不同。由此，市场经济就被简单地理解为商业投机，而不是追求超越性。新泽西州，作为1787年加入美国、批准联邦宪法的第三个州，1789年率先批准了美国权利法案。近日，由于豪赌欧债，美国券商全球曼氏金融（MF Global Holdings Ltd）在纽约南区破产法院申请破产保护。
结果是这家拥有长达200年历史的机构瞬间崩溃。虽然税收状况良好，该州却仍处于财政危机中。
2010年，科尔津重回华尔街出任曼氏金融CEO。来源: 《理财一周报》 进入专题： 金融危机 。
伴随着政府功能的不断扩大，问题就会不断增加，治理能力则会不断下降，尤其是税收增长不力以至大规模下降之时。企业决策更加缺乏制衡，科尔津俨然是如鱼得水。
中国的困境远远比欧美等国家艰深。从资产规模计算，作为美国第五大金融机构，这家公司的令人刮目相看之处还在于，其首席执行官科尔津曾经是一位著名的政治人物。机构是社会的一个器官，它应该完成的是为外界环境做出自己的贡献。这就衍生出一个新的话题：政府本来无权借债，借完后必然通过所谓税收或者其他立法手段掠夺民众和社会，由此陷入恶性循环。
在今天中国大陆几乎所有的高等学校，都设置了各种形式的管理学院。可是，我们都知道，金融知识是何等的专业化。
也不能简单地说这是中国特色的思维，在西方国家，启蒙运动以来，人们越来越倾向将组织生物化理解，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生物进化论大行其道，并逐渐地过渡到社会领域，发展为社会进化论。然而它也要受到支配动植物的生长的那条规律的制约：面积与半径的平方成比例，而体积则与半径的立方成比例……政治与生物不同，存在并不是其根本的目的，仅仅使同类繁衍不绝也不算成功。
当时如果财政困难，在对外战争胜算不大且常备军受限制的情况下，只好通过议会来征税，行政权就很容易受到限制美国著名管理学家彼得•德鲁克在《卓有成效的管理者》一书中指出：组织是存在于社会之中的一种人工制品，与生物有机体完全不同。
